在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体制下，合宪性审查要发挥权利保障的功能、要对某些具体法律适用作出判断，必然会超出传统的立法功能定位而具有一定的准司法功能。
未来，检察机关应当坚持法律监督机关之宪法定位不变，在其宪制功能与规范内涵指引下，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之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中，全面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提升对行政权监督的质效，在法律监督新格局中切实捍卫社会的公平正义。其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创设。
(39) 鉴此，有必要对法律监督机关的含义进行界定。从条文逻辑次序上看，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不仅是法律监督机关设置的目的之一，也是统揽前述各项目的之总目标。作者简介：朱全宝，法学博士，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论行政诉讼上的合理性审查 进入专题： 法律监督机关 。从法律监督的外在限制看，法律监督主要是对事的监督，表征为对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履职情况的监督，而非代替其他国家机关履职，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监督主要是一种程序性监督。这是法律文本上第一次出现法律监督机关，后来被 1982 年宪法所接纳、确认，检察机关正式获得了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
《说明》的三个内容，一言以蔽之：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对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监督，而非一般监督。二是 1954 年宪法草案初稿第 74 条和 1954 年宪法第 81 条第 1 款受到苏联 1936 年宪法的影响。[44]参见《公司法》第166条。
[47]只要定理成立，推论就必然成立，推论不具备独立于定理的规范意义。[44]由此，宪法上的按劳分配与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方式的并存，可被理解为企业等的收入应当首先进行按劳分配，之后如有利润才可以用按劳分配以外的方式分配。[59]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第1版。邓小平在整个1980年先后3次重申要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结合，防止滥发奖金现象的重演。
破旧与立新共同构成了按劳分配在现行宪法中的原初意涵。有学者认为，现行宪法第6条第1款第2句的措辞，具有明示其一排除其余的效果，间接否定了按劳分配在公有制以外的生存机会。
报酬不计入奖金总额（第74条），属于利润，这反映了报酬的非按劳分配即按知识技能要素分配属性。（二）按劳分配与所有制结构改革的适配 1999年修宪时，将原第6条第2款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合并入第1款，并新增第2款：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首先，回溯按劳分配规范在现行宪法中的原初意涵可以发现，按劳分配规范服务于宪法上的效率目标。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写入宪法，使按劳分配在这两个制度下获得了新地位。
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66]将效率和共享两个目标分别与两次分配对应。这样一来，就能实现多劳多得，发挥按劳分配对于劳动者的激励作用，实现提升效率的宪法目标。[59]而共享发展的核心是社会公正，焦点是分配不公，方向是共同富裕，这就与按劳分配发生了关系。制宪完成之后，邓小平转而将按劳分配与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这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与第三卷的重要差异。
参见许安标主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94页。以一个劳动，两种分配为核心，我国职务发明创造奖酬制度经历过两次重要改革。
这样一来，职务发明创造的奖酬制度，就成为按劳分配与创新发展的主要连结点。[41]问题是，具体到企业层面，这种共存如何实现，各种要素的贡献和报酬又如何体现？目前，按劳分配的制度体现主要是工资制，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体现主要是股份制（早年承包制较为流行），[42]劳动者与股东、工资制与股份制、工资利益与股权收益显然不能混同，它们如何并存？ 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和2006年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初步解答。
企业被兼并或重组时，劳动报酬给付义务由新企业承继。[20]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56]同前注[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第10、16、19页。2018年修宪以后，该规定应当重新解释成为了促进共享而在分配中采取的利益保障措施，将发展生产设定为提高报酬的充分条件，有发展必有分配。工资与劳动的产出基本无关，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劳动的低效投入盛行。如果认为劳动要素的分配占比越高、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就实现得越好，就可能与效率的目标背道而驰。
其次，回顾按劳分配规范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适配过程可以发现，市场机制引入后，按劳分配意味着应按劳动力的市场价格确定劳动报酬。三是法理学界，例如邵六益：《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政治塑造（1949—1956）》，载《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
当然，脱钩规定的强制性有限，通常并不排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约定实现挂钩。[54]现代科技创新早已超越了依靠少数个体单打独斗的阶段，而是以国家、企业和科研机构组织的大规模研发活动为主要实现机制。
而在司法行宪的实践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行宪实践为理解相关宪法条文提供了重要材料。1993年修宪时，中共中央再次肯定了这种理解。
第14条第1款规定，一系列按劳分配措施的标准是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了矫正手段和目的的悖反，现行宪法将按劳分配的标准从劳动的投入调整为产出。1993年修宪时，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写入第15条第1款，标志着新度量机制的建立。当时所谓其他分配方式，主要是指实行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的企业中，承包人、租赁人取得收益的方式，以及职工购买企业债券所得的利息、职工参股获得的分红等。
新的解释并不超出文义的射程，与原有的解释也可以在逻辑上并存。[46]对此，一种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导而来，这是所有制决定分配制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应用。
[18]《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国发〔1985〕2号，1985年1月5日发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同当前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2页。
第一次改革可以概括为奖酬分开，以按劳分配的奖金来奖励创新成果，以按知识技术要素分配的报酬来奖励成果推广。[48]Antonin Scalia Bryan A. Garner, Reading Law: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Texts, Thomson/West,2012, p.174.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712页。
仅从文件上看，可以挂钩的指标就包括上缴税利最终产品的销量周转量或运距运量销售额或营业额减亏幅度等多种，至于为何选择这些指标挂钩，文件则没有说明。[57] 现代科技条件下的创新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和人员协作，这就决定了创新活动大多是组织行为，创新人员大多是应聘上岗，创新成果大多是职务技术成果，[58]其中又以《专利法》上的职务发明创造为主。摘要: 按劳分配是我国宪法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和劳动制度，其当代意涵需要从经济改革的角度加以阐发。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制的关系表现为，在企业层面通过先发工资实现按劳分配，通过再分利润实现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
1.关于物质鼓励的措施。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
如何通过按劳分配来促进创新发展？关键在于强化分配激励，让科技人员和创新人才得到合理回报。近年来出现的问题包括：个别国企利用自然垄断实行高工资。
[53]而新发展理念之中的创新则特别强调科技创新的引领地位，旨在鼓励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